文政赫

[13] 程志华：《河北大学哲学研究文存·程志华卷》，第85页。

他那指责现实的笔法——各私其国耽耽相视——暗地里却描绘着那个无总统、无国家、无战争、无私产的天下为公不独亲其亲的未来画面，真正的大同是世界性、全球性的。按：本文系作者2018年5月28日在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和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联合举办的讲座上的发言。

（黎祖健：《万木草堂口说》）此处说尧、舜为民主，为太平世，即孔子创造出尧、舜，圣意在于太平之治。然则，圣人之意其可得见乎？书者，六经也。以此为教，不特为神人所怒，且将为魔鬼所笑矣。《大同书》的写作时间： 康有为与梁启超的说法 康有为无疑是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最伟大的中国人之一，最重要的政治功绩是1898年的戊戌变法，但他也给历史学家留下不小的麻烦。由此再来检视《孔子改制考》《春秋董氏学》，康有为确实提到了大同三世说，但十分简略。

如果从更宽泛的角度来看，上面说的两个问题，实际是一个问题：康有为是如何用特殊的中学知识（新学伪经孔子改制）与有限的西学知识来推动中国的改革？如果再深入一步，又可提出这样的问题：即康有为作为一名晚近的进士，其官位仅是工部候补主事，在京城地面中尽管大声说话，也无人听得见。康引纬书言黑帝降精，否认孔子的人间生父，有意模仿基督教的圣诞说。人无有不善，水无有不下。

杨雄、韩愈正确地认识到人性中有恶，然非究而论之者。按照清儒俞樾的说法，人性为善的潜能虽有，但为恶的趋势更强。因为人有道德而动物没有，所以人性是善的。然而，何以证明人性没有向恶发展的自然趋势呢？ （4）可善说。

前述总体说是典型的从总体判断出发解释性善论。也可以说，孟子的思想是一团混沌，可能同时潜在地包含着上述几种思想的萌芽或内含。

认为孟子人性善只是指人性中的一部分是善的，而不是指人性中的所有部分皆善。徐复观认为，孟子所说的性善，实际便是心善。换言之，单纯仁义内在这一事实本身已构成人性善的主要依据，不一定非要以禽兽无此心为前提。超越的真实类似于大乘真如相[27]。

方朝晖强调，这一生命成长的法则不是后天人为造就出来的，而是先天地形成的。孟子的人性善，是指人所具有走向善的能力。善端说、可善说也是如此。[29] 李明辉的观点与刘述先相近。

（杨泽波，《孟子性善论研究》[修订本]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80页） [46] 由于事实判断涵盖上表中价值判断之外的其他所有判断，特征判断涵盖上表中本质判断之外的其他所有判断，因此这两种判断我们不再具体分析。二是义理意义上之性，此乃所谓超越之性、义理之性: 性就是本有之性能，但性善之性却不是生之谓性之性，故其为本有或固有亦不是以生而有来规定，乃是就人之为人之实而纯义理地或超越地来规定。

我把这种对性善论的解释称为本原说。但是在证明性善的最直接的重要文字中，所使用的论据却多不是基于人禽之别。

此说将一切其他属性归之于本体，似属本质判断。[27] 梁启超，梁启超论孟子遗稿，载《学术研究》1983年第5期，页77-98。比如，从孟子关于恻隐之心、仁义内在、仁义礼智根于心、尽心知性、求得舍失等的一系列讨论，确实可以发现心善是《孟子》人性论的一个重心。所谓终极含义，是孟子提出的、植根于性的善（仁义礼智）的、代表了人人皆可能有的所欲有甚于生、所恶有甚于死的价值，因而是一种终极价值。但如果用来从整体上归纳、总结性善论，问题就比较大。[宋]黎靖德编，《朱子语类》，全八册，理学丛书，王星贤点校，北京：中华书局1994年，页58。

[58]明末以来，学者多反对天命、气质二分，而孟子本人确亦未区分此二性。[49]此类说法立场颇近于杨雄人性善恶混之说，亦以孟子人性善为全称判断。

现在，我们要问的是，果真如此的话，哪种解释最能证明性善论呢？ 首先，可以说，心善说、善端说、可善说、向善说虽皆有一些理据，如果理解为对性善含义的挖掘是有道理的。事实上，后人把性善论解释成人禽说，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《孝经》天地之性人为贵等说法的影响。

与此同时，他们对于孟子人性善之说建立于其上的判断类型，也各有自己的预设或理解。而人则不然，才高于禽兽，故为恶亦远甚于禽兽。

二是本质判断与属性判断（非本质判断）：人性善是指人性本质上是善的，还是属性上是善的。人性善恶的标准在于发现人性走向善恶的潜在可能性。程颢、王夫之、陈确、陆世仪、戴震、程瑶田、焦循、阮元等人均指出孟子性善是从后天所成、形质已具的角度说。此说其实与孟子本义有别，他认为这种创造性阐释方可更好地达到孟子的微意。

总体说认为，孟子性善论的本义是指，人性中虽有恶，但从总体上说看还是好的。[6] 傅佩荣，从人性向善论重新诠释儒家之正当性，《中国论坛》卷313（1988年10月10日），第24-26页。

此说又分为两派，一派认为孟子承认自然属性（如食色之类）为性，如伊藤仁斋、伊藤东涯、陆世仪、牟宗三、唐君毅、葛瑞汉、孟旦、黄彰健、刘殿爵、李景林、张奇伟等人。他以鹿之好山林、雉之恶训养为例来说，人性中虽有恶，但终以善为归。

因此，按照这几种判断，就不能以人性中有恶来批评孟子性善论。抛弃寻找各种理由为性善论辩护的动机，转而深入挖掘孟子所揭示的人性之善的内含，也许更有意义。

他认为，孟子所谓性善，是指人人皆可以通过修炼（包括戒慎恐惧之功）成全自己，好比谷子非要经过风霜和季节才能长成。那就是，孟子真正伟大的地方即在于对于人性之善、而不是人性善的发现。[23] 王阳明，《王阳明全集》（全四册），吴光等编校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1版，《全集》卷二《语录二》，页72-73（卷二《语录二》）。易言之，孟子只是在相对的意义上讲人性善，后人不要把它理解为绝对意义上的善，更莫说孟子否认人性中有恶。

当初天地间元有这个浑然道理，人生禀得便是性。比如孟子确实视人性为一有机总体，也认为人性有大体（道德倾向）和小体（生理欲望），但是孟子似乎并未曾说明大体代表人性的总体趋势或主导方向。

[21] 黎靖德编，《朱子语类》卷第一百一十七《朱子十四·训门人五》，页2816。有是非之心而已乎，盖亦有蔽惑之心矣。

[22] 参陈来，《朱子哲学研究》，北京：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，2010年，页226-230。因此，揭示各家孟子解释中预设的判断方式，对于我们准确理解孟子的性善论或有帮助。